前言

周恩来总理已经离开我们快50年了，但是他老人家的一生为新中国的成立，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、国家的昌盛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周总理从不摆架子，待人和蔼可亲，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首要位置。

正因如此，他老人家离开这么多年，却还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。

不过，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，一直认为周恩来似乎是个政工干部，善于后勤管理，或从事外交工作。

然而，在20世纪20年代末，即周恩来32~33岁的时候，他干了一件大事。

这件大事令独裁者蒋介石悔恨终身，却帮助我党我军平稳度过了极其艰难的环境，最终迎来光明。

那么，这一时期的周恩来到底办了哪件大事？

他根据当时所获得的各种密码本资料，结合汉字与阿拉伯数码的特点，反复钻研，亲自编成了我党我军的第一部通讯密码本“豪密”。

直至1949年，反动派仍然无法破获“豪密”。

一、“豪密”与特科工作的建立始末

众所周知，1924年至1927年，即国共第一次合作。

三年里，许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，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，付出了巨大心血。

到了1927年4月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”。

同年7月，汪精卫在武汉进行“清党，分共”，当时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，全国各地处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，我党我军的工作只好从公开转向秘密。

此时，我党没有建立自己的安全保卫组织，地下组织遭到反动派的打击，损失惨重。

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和党组织的安全以及了解敌人动向，惩办叛徒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，1927年11月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特务科，专职负责情报和安全保卫工作。

中央特科在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周恩来亲自考察挑选、培训中央特科第一批成员，他当时制定了“三不”政策：即不许乱打叛徒、不许打公开的特务、不许搞绑票。

同时在业务上举办秘密训练班，提高特科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。

在此期间，中央特科下设“总务科”“情报科”“行动科”“交通科”，每个科室都有不同的工作职责。

截至1933年初，中央特科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许多工作。

首先是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。

如1930年10月，中央特科从情报中获知蒋介石密令中统驻上海特务负责人，在周恩来与人约定见面的地点务必将其拿下。

对此重要情报，中央特科先调查核实泄露见面地点的告密者，立即切断与这位告密者的所有联系，同时确保了周恩来的安全。

其次，中央特科在成立之后，积极开展情报工作。在龙潭虎穴的上海，特科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到了许多关于敌人的内部重要消息，提前帮助党组织和中央领导人规避许多风险。

而中央特科的建立，对我党叛徒、内奸进行了精确打击，清除掉众多隐患。

仅从1927年到1931年间，“红队”消灭了至少40个对手或叛徒，为保卫党组织安全起到重大作用。

当然，中央特科的成立以及在工作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。

1931年4月，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后叛变。

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徐恩曾的机要秘书，“龙潭三杰”之一的钱壮飞截获，钱壮飞立即将这一情报送给了上海的李克农，李克农赶紧向周恩来进行汇报。

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，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全部搬了家，中央所有办事机关进行转移。

而关于“豪密”的创建，其实与中央特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1930年10月，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“围剿”。

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份“围剿”计划早已经摆在了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办公桌上，这份重要情报就是钱壮飞传递出来的。

周恩来将这份重要情报传给了中央苏区，为红军指挥部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
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过程中，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，活捉了师长张辉瓒，还意外缴获了一部通信电台和1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。

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台，怀着对敌人的仇恨，他们把这部电台的发报部分砸坏了，收报机还能够正常使用。

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，红军又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。

靠着这“一部半电台”，红军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力量。

当时的国民党不知道红军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，依然使用明码发报。

在第二次反“围剿”中，红军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密码本，开始破译国民党电报。

此后，配合中央特科源源不断向苏区传递的重要情报，红军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密码本全部破译了。

在这段时间，周恩来自编自写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套密码体系，由于周恩来曾使用化名伍豪，这套密码被称之为“豪密”。

“豪密”由数字与文字构成，“同字不同码，同码不同字”，属于那个时代最先进、最安全的密码体制。

“豪密”一经问世，周恩来又制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，他将拍发无线电密码电报的报务员，与翻译密码电报的机要人员分开构成系统，相互协作，增强保密性。

1931年4月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任弼时，将“豪密”从上海党中央带到中央苏区。

1931年9月，苏区中央局开始使用“豪密”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。

第一次联系由周恩来亲自操刀，他向苏区中央局询问：任弼时同志是否顺利抵达？

在联络过程中，周恩来有事情不在，就由妻子邓颖超代为传递翻译。

“豪密”在我军保密通信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，这部密码直到1949年国民党彻底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。

那时的国民党情报系统非常强大，他们曾在珍珠港事件前截获日军的进攻计划。

然而，这群被蒋介石、胡宗南寄予厚望的无线电破译人才，却无法破译出周恩来自编自写的“豪密”。

据说，晚年的蒋介石还在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因为他一直弄不清楚，为何国民党上午发布的相关作战细节与计划，一个小时不到，就能被共产党的领导所知晓，并制定相应的战术部署？

显然，国民党内部有人通风报信。

同时蒋介石也在怀疑：自己内部的密电码是否被共党获悉？

随着蒋介石败退至中国台湾地区，他的这个疑问永远也无法得到解答。

总之，在周恩来的主持下，我党我军无线电密码通信工作得到快速发展。

后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《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》，对我党的无线电以及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二、“伍豪”与“逸豪”

前文简单提及了周恩来与中央特科的建立，以及“豪密”的编写工作。

其实，他老人家在长期革命生涯中，曾用过许多化名与笔名。

学生时代，周恩来用过伍豪、飞飞和翔宇等化名。

1927年到1931年，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，又用化名周少山、冠生，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。

1947年3月，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，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。

为了迷惑蒋介石的密码员，毛泽东化名李德胜，周恩来化名胡必成。

在这么多的化名里，周恩来还是较为偏爱伍豪，这与他的伴侣邓颖超也有一定的关系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期间，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邓颖超全力协助周恩来从事党创秘密工作。

建国后，周恩来与邓颖超定居于中南海西花厅。

他们互爱互敬、互助互学，有时以红叶、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藉。

二位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观与婚恋观为世人所传颂。

可鲜有人知的是，早在1919年12月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一场会议中就已经开始使用“伍豪”与“逸豪”的化名。

在这场会议上，邓颖超与周恩来需要抽签，方便于各成员之间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用数字取代自己的本名。

邓颖超抓到的是“一号”，周恩来抓到的是“五号”。“一号”对应的是“逸豪”；“五号”对应的是“伍豪”。

周恩来用伍豪这个化名多次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，一来是传递重要情报，二来就是与邓颖超相互联系，

所以周恩来在自己使用的几十个化名中，最偏爱还是伍豪。

值得一提，1931年，国民党特务伪造“伍豪等人脱离共党”的假消息，当时苏区和地下党采取登报等有力的反离间措施。

到了“文革”期间，江青以此要挟周恩来。

为证清白，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批示：伍豪事件是特殊年代行特殊之事，必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。

结语

在周恩来的一生中，他亲手处理的三份绝密电报，对我党我军有着重要意义。

第一封就是顾顺章叛变之后，钱壮飞与李克农合力将这一消息传递给他。

第二封是在1947年3月，“后龙潭三杰”之一的熊向晖，把胡宗南的作战方案传给了周恩来。

第三封电报是在1950年11月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。

根据当时志愿军司令部归来的同志汇报的消息，志司在朝鲜无足够的防空洞。

为了保证指挥机关和领导同志的安全，周恩来特别下达命令：凡遇上敌机来袭，领导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，任何同志不能违背，

这份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，放到了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部司令员洪学智的桌子上。

洪学智趁彭德怀睡觉时，一刻不停地加快组织落实。

1950年11月25日早晨，防空警报突然响起，大家立即进入防空洞，彭德怀却仍在思考战略部署。

洪学智立即大声命令战士把彭德怀抬走。

当彭德怀刚刚转入防空洞时，地面上的指挥部顿时陷入一片火海。

这三封电报时间跨度虽然前后达到20年，却与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。

若非周恩来屡次急中生智，全中国的解放大业或许未必能这么顺利。